我的摄影创作大致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86年到1999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以得奖为最高标准。第二阶段是2000年到2008年，这个时期主要以拍摄新闻现场为主。第三阶段是2008年以后，开始真正从内心出发，按照自己的思路拍摄自己想拍的。

孙振军：您最初从事的是与建筑专业相关的工作，后来进入到宁波《东南商报》担任摄影记者，这次转机对您意味着什么？

戚颢：我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最初是在房地产公司工作。在这期间，我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拍照，然后自己手工冲洗胶卷、四处投稿、参加比赛，到了比较痴迷的状态。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专业摄影书也很少，我几乎每周都要去书店，把能买的书全买了。但当时的文化环境相对落后，也没有好的老师指点，很难看到外面的世界，一切都靠自己摸索。

我一直希望能够成为摄影记者，《东南商报》的创刊使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到报社。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我从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转型成为一个专注社会记录的专业摄影记者。通过报社这个平台，我有机会和全国各地的著名摄影家沟通交流，开始转向专业摄影的道路。

孙振军：成为摄影记者后，您的摄影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美图摄影变成纪实摄影，什么原因使您发生转变？

戚颢：从美图摄影变成纪实摄影，开始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但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摄影区别于绘画就是因为真实，记录的“真”要比“美”更重要，或者说摄影的“美”就在于“真”。不久前，我整理改革开放40周年的照片，发现之前拍的那些美景现在依然随处可见。而且，我们有了更先进的设备、更强大的后期处理技术，可以拍得更美。而那些被记录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是说美图不好，只是很多所谓的“美”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而摄影最基本的属性是记录，唯有“真”无可替代。我始终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画面中丰富的时代信息是最有价值的。

纪实类的照片，有的在当时看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今天看来却弥足珍贵。它提醒我们，过去的生活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时代的滚滚巨流，怎样影响着每个老百姓的日常。

就像我在第一本摄影集《遇见》后记中说的那样：“不管照片的本身素质如何，影像上，我记录下来了，时间上，我保存下来了。这就是摄影的价值所在吧。”

孙振军：摄影记者和普通摄影师有什么不同？摄影记者又该如何做“加法”？

戚颢：普通摄影师追求“好看”， 摄影记者追求“耐看”，这个“耐看”有很多内容，最根本的就是真实、全面、客观的记录。当大多数摄影爱好者和商业摄影师不约而同地用镜头逼近拍摄对象时，摄影记者要学会退后一步，拍摄更广阔视觉空间下行动的人，这就是做“加法”。

具体地说，除了关注人本身之外，摄影记者还要学会关注人所处的环境、人在环境中的状态以及人和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或许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间还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味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因果联系，拍摄的时候尽量保留一些细节，包括主角的细节和周边环境的细节，让照片有更多的“看头”。

02

国外的学习经历告诉我要注重培养自己用摄影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展开专题和图片编辑的能力也必不可少。

孙振军：您是英国博尔顿大学摄影硕士研究生,当时为什么选择去英国学习摄影？

戚颢：英国博尔顿大学当时在大连医科大学设立了一个教学点，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学校，因为是全英文授课，它的摄影专业研究生班只招收两类学生，一类是英语很强的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另一类是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资深摄影记者，经专家推荐、学校认可后入学，新华社的黄文老师推荐我就读这个学校。

这应该是中国当时比较专业和权威的、针对摄影记者的全媒体教学项目，老师都是国际著名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比如美联社图片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德国《明星周刊》的图片总监德克等。平时几乎不可能有机会见到这些一线大咖，通过这个研究生班，可以和他们进行面对面交流，使我对摄影有了新的理解，特别是对专题的把握，感觉有了质的飞跃。

孙振军：摄影类研究生都开设了哪些专业课程？英国艺术类大学摄影专业的讲师更关注培养学生哪些能力？

戚颢：摄影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其实教的不是拍照，而是用摄影去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更注重培养学生展开专题以及图片编辑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感兴趣的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题材，如何表现，可以做到哪一步。

之前我也拍过很多专题，但在这里，我刷新了对专题拍摄的认识。举个例子，我的毕业作业做的就是酒驾，这在当时是一个社会热点。一般的新闻组照，就是去拍一个交警查酒驾的现场。敬业的摄影记者，会在交警设置路障的时候就开始跟拍，从拦车抓人，到送去医院验血，再回交警队处理，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生动的画面，但精彩的组照却未必是一个合格的专题。当时导师的意见让我印象深刻：每一个现象的背后，都有前因后果，有一条复杂的逻辑链条，往前，可以追溯到中国的酒文化。往后，可以追问酒驾的后果。我后来找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个例，拍摄了一个被酒驾的司机撞成残疾的孩子。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入刑的人，后来又到哪里去了；酒驾的经历，到底给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考。

孙振军：英国的学习经历，对您的摄影理念产生了哪些影响？

戚颢：一个新闻现象至少要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和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引起的思考和可能带来的改变就越多。这是我读研最大的收获。

孙振军：您认为国内摄影与国外摄影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戚颢：我认真研究过国外的一些摄影大赛，像荷赛、尤金·史密斯摄影奖等，如今获国际大奖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无论从设备、技巧还是影像的整体把控力来说，国内和国外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国外似乎更容易培养出“学者”型摄影师，不是指他们学历有多高，专业知识有多渊博，而是他们更擅于用摄影去发现和探索问题，能够精准地找到点，对社会的矛盾和热点乃至国家的发展和命运加以研究，并表现出来。

03

现实是创作的基石，失去了现实基础，任何“创意”“观点”和“想法”都是空中楼阁，任何作品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孙振军：作为一名资深的新闻摄影记者，在拍摄时，如果当事人不配合，您是如何与他们沟通的？

戚颢：尊重和平等在沟通中非常重要，有人把相机形容成武器，因为镜头对准一个人的时候，确实会让人感觉到威胁。哪怕你是曝光他、批评他，但在人格上大家仍然是平等的，所以我从来不会高高在上地威胁，或者站在正义的一面去批判。其实做记者这么多年，我非常了解每一件事情背后的复杂因果，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苦衷和痛处，换句话说，谁都不容易。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理解、去感同身受，让他知道你和他不是对立的，并给他解释的机会，那么沟通起来会顺畅得多。

孙振军：您认为中国当前的新闻摄影、纪实摄影存在什么通病？特别是现在纪实摄影走向多元化的同时，还在向抽象化、怪诞化变异。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戚颢：摄影的基本属性是记录，它比其他任何手段更能真实地表现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摄影类别甚至艺术类别会有越来越多的交叉和融合，但不管怎么变，怎么发展，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是被视为第一位的。这是全世界新闻界不能逾越的红线。

所以我觉得，新闻摄影、纪实摄影都是客观的记录，背后有观点支撑。反映问题，改变和推动社会进步，哪怕只是记录当下，告诉后人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种种历史，也是有价值的。而如今有的艺术家对身边的社会题材视而不见，对优秀的纪实作品选择性忽略，一味标榜“纯艺术”，用抽象与怪异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我始终坚持，现实是创作的基石，失去了现实基础，任何“创意”“观点”和“想法”都是空中楼阁，任何作品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04

只要生活继续，题材就不会匮乏。再美的照片，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当相机对着最真实自然的百姓生活，新闻照片就不会被历史淘汰，反而更容易成为经典。

孙振军：平民题材一直是您关注的焦点，您为什么喜欢拍摄“小人物”的生活？

戚颢：在大众娱乐化时代，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面前，影像的力量不同已往。单幅照片如果没有同时满足对新闻事件的独立思考、瞬间表现的张力和打动人心的细节等因素，一“照”成名成为传世经典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总是关于“人”的照片最打动人。这里所说的“人”，未必是“大事件”里的“大人物”， 而是像你我这样“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毕竟，社会的进步，是由无数平凡的人推动的。所以，反映普通人情感和命运的照片最有价值，因为它是老百姓的感情积淀，总能引起人们的一种共鸣。虽然普通，但长久。当相机对着最真实自然的百姓生活，新闻照片就不会被历史淘汰，反而更容易成为经典。

孙振军：您说过，从一组照片内挑选的时候，挑的不是最好看、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而是挑最耐看的，为什么？什么样的照片是最耐看的？

戚颢：我现在已经不需要用“好看”和“视觉冲击力”证明自己是一个会拍照片的人，我需要的是照片为我服务，让自我的思考从细节和环境中流露出来。我的目的不是一目了然地吸引眼球，而是让读者在照片前多停留几秒，然后读出自己的思考来。

我所认为的“耐看”，是指照片可以成为具有社会信息的历史素材，或是探讨文献价值的工具。或者，可以从照片里的一个小细节、一个瞬间有感而发，讲出故事来。生活其实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新的角度，刻意的技巧早晚也会让人厌倦。再美的照片，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孙振军：在当今全民摄影时代, 很多年轻摄影记者抱怨“没有什么好拍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戚颢：新闻摄影不一定要有突发事件，或者什么高大上的主题，它的魅力其实在于每天都有东西可拍，因为生活每天都在进行着。我们生活的城市，节奏如此之快，变化永不停歇，大量人口带来的世态万千和各种现实矛盾的交织纠缠，会让新闻图片无处不在——哪怕没有大事发生，哪怕进入不了历史性事件的现场，也同样可以拍出精彩照片。

具体拍什么？我的经验是拍有时代特征的东西。仔细观察，行道树、广告牌、电动车甚至衣服上的LOGO……这些被人们有意无意放在城市角角落落的东西，都在不经意间传递着一些微妙信息和复杂情感。它们都有自己的话语，具备着再解读的可能性，仿佛一组都市内部的密码，会给读者足够的想像空间和仪式感。这样的新闻摄影，照片可能没有那么直接、信息明确，甚至都不太强调时效性。那些悄无声息的画面，也许在当时会因为过于“日常”而被忽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价值会慢慢体现出来。

孙振军：只要生活继续，题材就不会匮乏。您最近在创作什么专题？或是有什么新的创作方向？

戚颢：这些年，工作形态有所变化，已经不能像之前那样可以提溜着相机随时出发，所以摄影节奏早已从单幅的快拍模式，切换到现在的慢拍模式，找一个题材，挤点时间常拍常存。《中国海岸线》已经拍了10年，目前还在继续完善之中；此外，还有些照片是平时在赶路时随手拍的，因为我发现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和记录道路上、旅途中的日常，以及各类交通工具承载的人物的故事和命运，并通过“在路上”的种种状态来表现城市的前行步伐和人们的生活态度，下一本书《在路上》也在准备之中。

孙振军：您对年轻的摄影记者有什么建议和寄语？

戚颢：两点建议吧，一是要扫街，摄影记者已经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候。但有时候，越到紧要关头，越“笨”的办法才能体现出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在追求效率的时代，“扫街”看起来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拍摄手段，但它可以磨炼摄影记者观察世界、感受现实的眼光，也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摄影，并在司空见惯的日常里，拍出新鲜的、有时代感的故事来。

二是要重视图片编辑，拍摄之前就要有编辑思路。很多年轻记者的一些专题，虽然时间跨度比较长，单张看也不乏佳作，但总体来说逻辑性不是很强，画面不够丰富，层次感欠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开始创作的时候缺少编辑意识和整体思路。所以建议摄影记者要有意识地培养编辑的能力，既要有长期坚持的计划，也要有改变的想法，画面有层次有变化，组照才会有深度有厚度。

戚颢摄影作品：

《沉重的海岸线》组照

《16年养殖成功的银鲳鱼想有个“家”》组照

精彩版面：

编辑｜赵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